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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關公文化時代價值 推動關公忠義文化綻放新時代光芒
——“弘揚關公忠義文化的時代價值”座談會主旨演講內容摘要

來源:運城日報發佈者:時間:2020-09-26


“弘揚關公忠義文化的時代價值”座談會現場

深挖關公忠義文化的全球價值

中華文促會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 王 石

熊召政講到了“政統”“道統”“民統”的觀點,“統”就是系統,這裏指文化系統,或者一種文化典範。由此,我聯想到了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的作品《農民社會和文化》。

這本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大傳統”和“小傳統”,這為我們分析問題提供了一個二元結構。“大傳統”就是指經典文化、精英文化,“小傳統”就是指農村、市民、百姓的文化,或者叫做民俗文化。

熊召政在“大傳統”“小傳統”二元分析結構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第3個,也就是“政統”的概念。“大傳統”相當於“道統”,“小傳統”相當於“民統”,而在這之上,他又增加了一個第三極——“政統”。他細緻地講述了“政統”“道統”“民統”之間,豐富的、有趣的相互影響和變化,形成了文化內部的一種互動格局,這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他的這種説法,豐富了我們的文化分析工具的類型。

這次參加關公文化旅遊節,我感覺到運城在完全敞開胸懷地弘揚關公文化精神。傳統本身是多級的,不能只講傳統的一個面,而要進行多種傳統的互動,熊召政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好的闡述。

結合崔保國和劉秀生兩位的演講,我在這裏表達一個思考。

前面集中談到的是傳統問題,説明我們這次討論的不是一般的問題,是涉及傳統與現代、傳統與社會主義文化等方面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

那麼,傳統和社會主義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關聯,是什麼樣的關係?

什麼是傳統文化呢?傳統文化就是傳統社會的文化。傳統社會時期就是春秋時期以來,或者從秦代算起到清代結束的2000多年之間。也就是説,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古代文化。

其實,社會主義和傳統不是對立的。就一個國家來説,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與其民族和國家傳統不僅並非對立,反而是在傳統文化的沃土裏生長、發芽、開花。

這次討論的關公文化、民間文化及信仰,我認為都屬於社會主義文化。去年,我曾經在一個論壇上提出,社會主義文化強調的是性質,我建議把社會主義文化改成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文化。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文化是一個多元的、多樣的文化,對文化是一個繼承的關係。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有關公文化的重要地位。

另外,因為文化的發展不是跟着制度而變的。以詩歌為例,有了唐詩,是不是就把《詩經》給打倒了呢?有了宋詞,是不是就把唐詩給打倒了呢?文化不是代替和打倒的關係,而是繼續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關公文化的討論,涉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繼承傳統這樣一個重大命題。

我們的傳統怎麼傳?是縱向傳,一代一代傳,師傅教徒弟這麼傳,一輩一輩傳。而西方的文化怎麼傳,它是縱向傳和橫向傳。縱向傳只能叫傳承,橫向傳才叫傳播。

有時候我在思考,什麼樣的文化才能傳播開呢?我想,被世界認可的文化才能傳播開。從這個時代來看,強有力的文化都是被世界所認同的文化。傳播的條件是被大眾需要,文化傳播的條件也是如此。在多大的範圍內被需要,就能傳播到多大範圍。被越多的人需要,文化才能傳播得越廣。

關公忠義文化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傳播時要立足縱向傳承和橫向傳播,深入挖掘關公忠義文化中被全人類所認可和需要的成分,實現更加有效的傳播,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為團結凝聚全球華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談談關羽的忠義精神

中華文促會常務副主席、湖北省文史研究館館長 熊召政

祭拜文化是中國特色的文化,關公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越來越“神”,越來越“紅”。關公文化之所以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佔據崇高地位,這其中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我曾經用了9個月的時間,在全國各地考察三國遺蹟,發現其留存數量高於許多王朝。我將沿途收集的資料整理後發現,最吸引遊客眼球的竟然是諸葛亮和關羽這兩個人物。

全國各地關帝廟星羅棋佈,雖然對關羽和諸葛亮的祭拜之處都很多,但民間對關羽的祭拜超過了諸葛亮。民間與歷史的記憶不同,民間重道德,歷史重勝敗。關羽自宋朝被追封為王,再到封神,成為眾心捧月的英雄。這是與他同時期的曹操、劉備等三國人物遠遠不及的。

中國人雖然善於造神,但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會被奉為神祇,有的神時過境遷還會跌下神壇,因為老百姓不買賬。

關羽被捧上神壇,有兩個人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一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另一個是《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把“忠孝”二字定為立國之本。忠孝為本,耕讀傳家。這裏面的忠孝是價值觀,耕讀是生活方式。

羅貫中正是在這樣的價值觀引導下,創作出了主旋律作品《三國演義》。雖然是主旋律,但作品裏人物個性鮮明、事件生動逼真,極具藝術魅力,塑造的數十位三國人物令讀者印象深刻,在宏闊的歷史畫卷中顯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這部作品貫穿的主要思想就是忠孝二字。諸葛亮和關羽,一個是文臣“忠”的代表,一個是武將“忠”的代表。而關羽忠孝立國的思想,左右了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的生花妙筆。

明代以後,關羽的形象藉助《三國演義》廣泛進入民間,這部文學作品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統治者在轉折時期,總會期望關羽一樣忠勇的英雄出現,挽狂瀾於既倒,這是一種時代的需要。宋徽宗為關羽加封,是要宣揚武將保家衞國、衝鋒陷陣的義勇精神,寄託建設大一統國家的希望。

歷史上比關羽早的荊軻、韓信,和他同時期的張飛、趙雲,以及他後世的岳飛、韓世忠、史可法等等,都是負有盛名的英雄,但能如關羽一般被稱為聖賢的卻少之又少。

而官方的加封,也深得百姓認可。於是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就形成了孔子和關羽一文一武兩位聖人的形象,這是“政統”和“民統”雙重力量推動的結果。

關羽不僅是英雄楷模,也成為社會的道德標杆,站在了民心的最高端,受到廟堂與民間的崇尚。

中國古代有“政統”和“道統”之分,我認為還應該有一個“民統”,用來衡量“政統”和“道統”的得失,驗證“政統”和“道統”。審視中國的“政統”與“道統”對待關羽的態度,其實“民統”更傾向於“政統”,不僅是在操守方面,更表現在信仰上。

關公的義勇中,“義”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社稷為重、民心為本這樣的家國情懷和操守;“勇”則體現的是能力,是國難當頭的擔當與選擇。

清朝順治帝將關公的“義勇”改為“忠義”二字,這是當時時代的需要。作為清軍入關後的第一任皇帝,面對內憂外患、民心極度不穩的國情,順治帝尤其需要臣民對他和清朝的忠心。因此,在他親政的第一年,加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對於個人來講,“忠”是針對親人、家族、事業,“義”是針對朋友、鄰里、公眾,忠貞不二、見義勇為是老百姓崇尚的美德。同樣這兩個字,對於出仕的人來講,“忠”是忠於朝廷、社稷,“義”是知廉恥、明是非、懂恩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人的普世價值觀,而關公文化得到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佛家封他為伽藍菩薩,道家封他為三界伏魔大帝……

明朝末年,一位落魄書生在北京正陽門外的關帝廟書寫了一副對聯,“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可謂厚矣;內有奸,外有敵,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待之?”就是説,強寇在外,國運岌岌可危,此情之下,呼喚關羽大將軍歸來保家衞國。這是對忠義的肯定,也是對英雄的呼喚。

無論是“政統”“道統”“民統”,都要護國、護道、護民心。我想,這就是關公崇拜文化形成的真正原因,也是忠義精神存在於世代的理由。不管時代如何變化,忠義精神都將與時代一起前進,忠義既是傳統文化的核心競爭力,也是我們戰勝任何驚濤駭浪的壓艙石。

關公之美與時代精神的詮釋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文創學院副院長 崔保國

今天,我想談談關公文化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當中的地位和定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體系,這個體系主要由“儒釋道”構成,從次序上來講應該是“道儒釋”。不過,我認為這樣不夠充分、完整,我更認可用6個字來描述——道儒釋易武醫。

關公文化雖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道”,但卻是真正從中國民間文化和傳統文化中生長出來的民眾崇拜。我認為,關公文化是中國“武文化”的代表和高峯。而當今中國“武文化”比較缺失,這就更需要我們去構建。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有着非常豐富的內涵,但這個體系不清晰。如何把這個體系清晰化呢?我們可以作一個對比。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支撐日本民族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這個精神是從鎌倉時代才形成的,他們引用的主要是中國的兵書,他們也讀《孫子兵法》。更重要的是,他們把中國文化中的道、兵、儒、佛等文化融合得很好。在中國的元至清,日本逐漸形成了武士道精神。但是,同時期中國的苛政、刑罰束縛了我們民族文化蓬勃發展的生命力,使中華民族缺乏尚武精神。而如今,在這個風雲多變的時代裏,中國更需要這樣一種尚武的精神以及武文化。

我認為,關公文化應該定位在我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武文化,並且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力量。根據我的理解,傳統文化價值觀中道家思想還是非常重要,是比較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體系。“天人合一”“萬物一體”“道法自然”是道家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我們遵循道法自然的規則,根據這個規則去做事,我覺得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優秀和最深刻的內涵。

為什麼關公文化能有這麼強大的傳播力?不僅在中國有非常深的根基,而且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關帝廟。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這種傳播力來自於關公本身,它代表着我們民族文化的美學理想。

從史書的描述來看,關公是咱們運城人,是個英武不凡的大漢。他不僅有具象的形象之美,還有突出的人格之美,是非常有魅力的英雄形象。關公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裏集力量和崇拜於一體的形象代表,是人民和民族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形象和英雄形象。

經過一代一代的文化積澱,關公成為了今天的“武聖”,並凝聚了民族精神和優秀文化傳統。基於此,我們外交上推行一種道義現實主義,用關公文化來面對複雜動盪的國際局勢,這也是關公精神現代意義的一種體現。

關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人格體現

中國商業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商業經濟研究》雜誌特約研究員 劉秀生

關公文化要獲得世界的認同,才能推廣得更廣。認同論是哲學上的一種闡述。要讓全國認同,要讓世界認同,關公文化才能得到弘揚。

從宏觀層面上看,振興中華文化,需要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支撐。

傳承至今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實現文化復興具有重要意義。關公精神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關公形象被國人、海外華人、東南亞地區等各階層的人們都尊稱為神。其影響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上至廟堂,下至江湖,沒有不崇拜關公的。

孔子和儒家文化在我國曆史上受到過非議和破壞,但是關公文化卻始終如一被代代推崇。關公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説,其實是儒家文化的一種補充。

中國早期的士大夫階層是佩劍的,講究的是出將入相。周朝的六藝要求掌握6種基本才能,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御”指駕車,“射”指射箭。獨尊儒術之後,去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尚武精神。

歷代帝王對關公極其推崇,從封侯到封王,再到封帝;民間文化對關公非常崇拜,宣傳關公文化有很廣泛的民眾基礎。

留給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關公形象大致有3個,一個是端坐凝視的形象,一個是秉燭夜讀《春秋》的形象,還有一個是躍馬馳騁戰場的形象……這是人格崇拜具象化的一種表現。

例如,《春秋》一書,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尤其是《春秋公羊傳》,其釋史十分簡略,着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關公夜讀《春秋》,人格形象非常突出。

關公的忠義精神裏的“忠”,在古代就是忠於皇帝、國家、朝廷,我們提倡去掉封建主義內核,賦予它新的時代含義;“義”就是不計報酬,“義”深入到社會中會產生一定的正能量,因而在社會中非常盛行。

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在新時代賦予關公精神新的含義。“忠義”兩個字,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個人認為,當今國際社會提倡誠信文化,如果能與誠信聯繫在一起,宣傳信義精神,可以把它的內涵進行更深入的挖掘,更能增強感召力。

我建議,運城在弘揚關公文化時,可以建設一個關公文化主題園,將歷代盡忠報國的名人事蹟等進行全面介紹,建立富有運城特色、高品質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基地。

關公作為運城的一個特色文化名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運城旅遊業的發展和經濟進步,未來如果能夠挖掘更加深刻的文化內涵,一定能吸引更多的國內外遊客。

文字整理 範楚喬 劉曉瑞 攝影 金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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